两种具有不同自然物质属性（即异质）因而具有不同使用价值的商品，之所以可以按照某种比例交换或以对方为自身交换价值的表现形式，则其中必然“存有等量某种的共同物”，而这种共同物可以量化和比较，以达成商品之间的相互交换，同时亦成其为商品。
马克思确立“价值”作为这种“共同物”，而否认“使用价值”作为“共同物”的地位，正在于使用价值的异质从而不可比较以达成商品交换，以及难以量化为确定的数量关系。换句话说，“价值”取代“使用价值”的两个前提条件为：（1）可以比较；（2）可以量化，其中，可量化的条件实质上已包含在条件（1）中。
异质商品得以相互比较，即其交换价值的确立，马克思抛除商品的物质属性即“使用价值”，转而“归咎”于“价值”，也即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人类劳动。西方经济学解决“异质商品比较”困难的办法则是从人类角度出发，去主观地理解和把握世界，即从商品体的自然属性中抽象出“效用”而不是马克思的“加以”比较和量化。
这里就有两个问题需要回答：（1）“效用”是否可从商品体中抽象出来，离开商品体而独立存在？（2）“效用”是否能够有效地加以比较和量化？
对于第一个问题，马克思否认“效用”的可抽象性。“一种物品的效用，使它成为一个使用价值。但这个效用不是浮在空中的。它由商品体的属性限制着，离开商品体就不存在。”西方经济学实际上亦未能从商品体中将它抽象出来，于是干脆回避了这个问题，即否认或者避开研究商品内在“存有等量某种的共同物”，转而从人的角度，将交换价值建立在主观的效用评价之上，以此来实现商品之间的交换。这种做法的劣根性在于将经济学研究从此建立在主观虚幻不实的基础之上，背弃了商品物质世界与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研究的客观性，从而也失其为一门科学——这也是西方经济学范式主导下长久以来经济学到底是否为一门科学争论不休的原因所在。马克思则抛开使用价值“毫不相干的东西”，抽象出存在于不同种类商品体中的“共同物”，即各种不同劳动具体形态背后抽象的一般人类劳动，也即价值。这种对“共同物”的抽象使马克思经济学成其为科学具备了可能性。这种抽象的功夫，是必须要下的。作为一门科学所不可回避的。因而第一个问题是首当其冲必须要回答的问题。
避开第一个问题后，西方经济学对于异质商品的退而求其次的直接的主观性的效用加以比较。一碗西红柿鸡蛋汤面和一条围巾不同商品之间的交换，于是全赖于人的对这两种商品的主观效用评价。由于人和人的各自效用评价主观尺度与标准各有不同，甚至一个人在不同环境与条件下的主观评价尺度标准变幻不定（注：它不同于马克思的价值量随劳动生产力变化而变化。前者是瞬息变幻，可以说无规律可循的；后者则是一定历史时间段相对固定且有规律可循的。），商品之间的交换比例，即交换价值变幻莫测，毫无客观意义可言。因而，“效用”本身根于它的主观性，而难以加以有效地量化和比较。
那么，西方经济学是如何化解这个问题，以避免效用之间无法比较的危机呢？手段是：“理性人”假设。作为西方经济学最为核心的假设，“理性人”假设每个人（即微观主体）对各种商品有着全知全能的效用理解和明智判断，每种商品上都具有作为一个理性人较为“客观”、固定、可以度量评价比较的看不见的“效用标签”，从而得以将效用“固化”，使之有规律可循，不再使西方经济学家们头疼地感到它如同不可捉摸的女人的爱情一般无计可使令人茫然。而商品之间的交换则取决于两种商品各自所有者对这两种商品的效用评价是否等值。从而，一件商品价值的确定，在西方经济学视角下，直接也归根到底取决于供给与需求对立双方的效用比较。西方经济学的经典范式则沦为供给需求两条线两者表象的对立以确定商品价格（与数量），而毫无关于商品内在价值的根基可言，即西方经济学看似庞大的理论体系实质上毫无价值理论基础可言。亦难怪一则流行的经济学笑话这样嘲笑我经济学家：只要教会鹦鹉说供给与需求，它也能成为经济学家。可惜经济学家或许为了将自身与鹦鹉相区分，西方经济学经过了一番脱胎换骨的边际化革命之后，没有高等数学与计量头脑的鹦鹉便再也难以望其项背了。
物极必反，这般不近人情冷酷机械的“理性人”效用计算，又将活生生的人类动物这下直接降格为死气沉沉的效用计算机器！不甘于效用计算的奴隶，于是在效用计算的不归路上寻找回归方向：承认人的“有限理性”，并赐众生以“消费偏好”。
不堪量化效用的责难，西方经济学家招架之下弃“量化”逃而专心“比较”，并借口商品之间的交换（与买卖）只需二者效用大小的比较，而无需量化后效用数值的比较。举例来讲，小明手上的蝴蝶结与露茜手中的面包能否达成交换，以及按照怎样的比例达成交换，两人已经不再需要计算出1只蝴蝶结与1个面包的效用数字各是多少，假定商品无限可分，他们只需比较1只蝴蝶结与1个面包、2个面包、3个面包……或者1/2个面包、1/3个面包……的效用大小关系如何。这般改头换面，即是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消费理论基础从基数效用论到序数效用论的演变。这样最终放弃了给每一件商品的效用量化“赋值”，西方经济学家已经“不屑”于拿“效用”去比附商品交换内在的“存有等量某种的共同物”，终于彻底地将“效用”从商品体中“解放”而不是“抽象”出来：“效用”之“离开商品而独立存在”，是指“效用”与商品及其内在的价值毫无关系；换句话说，“效用”大小完全取决于交换双方的主观评价，已与商品物之交换实体没有关系。这样，就彻底模糊了商品价值。之前附着于商品上的“效用标签”如同超市中商品的价格标签，还在比附商品内在价值，未尝忘记商品交换本质上是两者某种等量共同物之间的交换，尽管它看作为等量的效用；如今，商品交换则纯属效用之间的一种“比较”而已，经济学研究也只是拘束于研究比较这种效用大小处在各种经济条件下的不同影响与变化（进而如何达到全社会的效用最大化），从而彻底抹杀了交换商品之间“等量某种的共同物”的问题本源的探求与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客观规律的揭示。这样，从商品体中抽象出“某种共同物”并加以研究的功夫，在西方经济学家看来，实在无此必要。“经济的细胞形态”则由资本主义经济现实中的“商品”蜕变为人们头脑中虚无缥缈的名之曰“效用”的东西。因而，我将西方经济学改称为“效用心理学”更为恰切。
补充一点：西方经济学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分野对立，实则源于从微观个体到宏观总量的效用之不可以任何形式的加总（福利经济学的阿罗不可能性定理盖亦源于此）。所以，西方经济学只有安于自身微观理论以及宏观经济学微观基础的虚幻理论构建，于现实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毫无解释力与预测力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