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地产调控提升房租论基于租房市场供求（主要是供给减少）逻辑。叶檀的反驳逻辑先是论证房价未必下调（“从2003年中国房地产彻底走向市场化以来至今,虽然房地产历经数次调整,但总的周期并没有改变,房地产依然处于上升通道当中,目前还是没有出现拐点。”），再论证房价涨跌（进而住房购买投资需求的变化）并不会影响租房市场供给（“投资客绝不会把出租当做主要的赢利来源”，“房价高、房屋周转率高并不会增加出租房的供应量”）。
      其漏洞在于：1.房产调控（限购令）通过行政手段直接限制了住房投资需求，而非通过房价下调。2.关键一点，出租创收次要来源与投资客的住房投资需求赢利主要来源并不矛盾。
      叶檀错在：照搬租售比概念，以为未来租金收入现金流（准确说，是贴现值）盈利模式计算下，住房投资西方式靠出租赢利是不划算的（“中国大城市的租售比一直在1∶500以上,根据上海二手房指数办公室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除老工房的租售比比较合理外,大部分物业的比值在1∶500至1∶700之间,靠出租要40年到60年才能收回成本,这还不算其中的物业、维护费用以及折旧。”），进而反过来推出中国的房产投资客的住房投资是不会出租的。
      理论上，房产价格稳定（最好是长期不变）条件下，一项房产投资与否，则完全取决于未来数期租金收入流贴现值是否大于该房产的购买限价。也就是在无房价上涨预期进而不存在房产增值收益条件下，投资客是先不会投资进而也不会出租的。

      理论上，本轮房产调控政策不会引致房租上涨，或者说房租上涨的原因不在于房产调控的依据是：以北京市为例，房产市场供给不变（“商品住房用地计划供应量不低于前两年年均实际供应量”），房产调控如果严格执行虽然会有效排除住房投资需求进而减少租房市场供给量，但这部分（外地人）住房投资需求的减少必将转化为北京常住人群住房消费需求的增加，进而等额租房市场需求的减少，因此完全抵消租房市场供给减少对房租价格的影响。换言之，房产调控后改变的只是住房的经济属性：原来是外地人购买投资住房而后转租给你，现在是你购买住房消费，不必再租住。
      至于说来京工作纳税不足5年人群却具备购房能力购买需求被抑制进而增加租房市场需求不错，但其购买需求被减少的同时，亦当看到房屋供给不变条件下，这也意味着这部分房屋被其他人群所购买进而等量减少租房市场需求。
     总而言之，租房市场供求变化需要联系房产交易市场供求变化统一来看。住房消费人群不变和房屋供给不变条件下，房屋需求无论是消费还是投资需求（理性投资者不会闲置住房不对外出租以赚取增值之外的第二收益，而此轮楼市调控很大程度上抑制的是投资性需求，如投资后闲置，则调控反而意味着租房市场需求的净减少），都意味着所有的房屋被这批住房消费人群所消费。投资需求减少则意味着直接购买消费需求的增加，一部分人群购房需求被抑制，则意味着另一部分人群购房需求的满足。

     “实践不仅是对思想的终极检验，同时也是思想的终极来源。思想在形成的开始阶段，多数都是被朦朦胧胧感知到的。”（杰克·特里诺，《编者寄语》，《金融分析师杂志》（1973年3/4月号，第6页），转引自佩里·梅林(Perry Mohrling)著《华尔街的智慧天才：费希尔·布莱克和他的革命性金融思想(Fischer Black And The Revolutionary Idea Of Finance)》，中信出版社，2007，P43）我们不能否认实践第一的观点，同时亦必须承认人们认识世界时的理论先导作用。“以抽象的形式提出观点，它就可以被清晰地审视，人们通常都设想学术是多数思想的源泉，因为学术研究最擅长以抽象的形式提出和讨论问题。”Fischer Black“把经济计量模型定义为一个结构主要由数据规定、理论考虑反居次要位置的模型”（《经济计量模型的困惑》，转引自上书P103），在数据和理论之间不一致时，更愿相信理论能够带领我们穿越不确定的“时间和无知的黑暗力量”更好理解世界的本质：“理论和数据间存在差距的原因还存在不确定性，最安全的办法就是假设理论是正确的。”（Black和Scholes(1974b,405)，转引自上书P101）理论的优势在于“严格的逻辑性”，逻辑可以帮助我们避免陷入事实数据的“噪声”进而作出缺乏严谨性、偏离真相的“经验主义（Empiricism）”式判断。其次，理论的重要性更在于回归世界的本原，抓住科学的本义，避免没有理论、缺乏解释力的“套套逻辑（Tautology）”与“实证主义（Positivism）”。如是，费希尔也不必再和弗里德曼无谓地争论：“可以观察到的货币供给的变化与名义收入和价格水平相继变动的事实，可能意味着货币增加导致价格上升，这和弗里德曼的观点一致；但是，它也可能意味着价格上升导致货币数量增加，费希尔认为这种情况更合理。实证研究的结果并不能判断其对错。”（P141）第三，理论是对世界的必要简化，进而才能回到最一般的“大道”，抓住理解世界的决定性变量。“也许，很多时候我们都在徒劳无功地为问题寻找答案，失败的原因在于，比我们的手边要解决的问题更容易、更简单的问题还根本没有解决或没有完全解决。因此，所有工作都在于要找出这些简单的问题，并且以尽量完美的工具和具有普遍意义的概念来解决它们。”（戴维·休伯特，《数学问题》(1902)，转引自上书P167）“从一开始，费希尔就声称他的从简单世界推导出的结论，在复杂的真实世界里同样是正确的。”其根据在于“如果它们不真实，那就意味着存在还未加利用的获利机会。对这些机会的利用，就会改变经济体系的运作方式，使其逐渐接近他的简单世界。”（P132）
     “但是，我们今天的正规教育体系的一种危险在于，许多专业的学生从未认真审视过任何不成熟的新点子，就可以一路通畅地拿到高等教育学位。在这种背景下成长起来的研究人员，即使他有了一个新的点子，可能也很难意识到。”（P43）费希尔对待“不成熟的新点子”或者“反面事例(recalcitrant experience)”的方式则是“在更深入研究的情况下，都可以修正到均衡分析的框架中”，比如将市场崩溃纳入均衡分析（《Equilibrium Model of the Crash》，1988a）而“不断改进我们关于均衡的认识、给反面事例留出空间的过程，就是学习世界究竟如何运转。”（P102）而这又和西方经济学主流范式下不断修改添加假设条件是不同的，因而并不会伤害到理论的解释力。

      另外，造诣之才们的一个共同特质是：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专注于工作，而非浪费于平庸的人们太多的俗常之事上。“起初，几乎所有的交流都是和他的同事进行的、一对一的、面对面的形式，后来，随着他的研究圈子的扩大以及通信技术的拓展，更多地使用电话和电子邮件。他从不闲聊，每次交流都集中于他当时正在研究的特定问题。”（P13）“很多人的记忆里，都还记得接到费希尔的电话，那电话经常是在不上班的时候，早上、晚上甚至是周末打来的。‘我是费希尔·布莱克，我看过你的论文了，我觉得似乎第3页上的第2句话完完全全错了。’”（P213）巴顿·比格斯(Barton Biggs)《对冲基金风云录(Hedgehogging)》（中信出版社，2010）中则记录了许多这样的“刺猬”：（1）伊安：“我在那儿（摩根士丹利）的时候，老是得接电话、听分析师讲话、和人吃饭、跟战略部的人开会，他们控制着我的日程。骨子里我是个合格的文明人，不太好意思在别人说废话时粗鲁地打断他们。但我需要的是事实，而不是见解。我发现，什么人都不见对自己最好，获得信息的最佳方式就是阅读报纸、行业杂志、事实材料还有一些研究报告。为做到全神贯注，我需要一个人静静地读东西和做研究，需要能够随时排除那些与我的投资主题无关的东西。”（P14）（2）杰克：“平时最好把办公室门关上，把过来聊天的人拒于门外。自己的电话也不要接，让秘书替你接听、作出记录。不必强迫自己读完桌上和电脑屏幕上出现的每条垃圾。别让销售人员接近你，他们的任务就是和你谈话。在管理时间方面你必须非常理性，别让别人浪费你的时间。有时，你必须得表现得不礼貌一点，学会打断别人的话。”（P109）（3）一个投资业绩辉煌的朋友：“除了阅读，这家伙也特别爱打电话。包括周末和晚上在内，他不停地打电话。开头总是说：‘老兄，怎么样了？’然而他还是非常有节制，每次谈话都很简短直接。一旦他从电话那头得到了想要的信息，就立刻说：‘我得挂了。’他从不闲聊。”（P190）（4）迈克：“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聘请了一位绝对聪明、漂亮的英国人（我叫他迈克），来替摩根士丹利开发一种伦敦发行的国际资本产品。他招募了优秀的年轻团队，打造出一项重要的高利润、高成长业务。可是，他不想被摩根士丹利这种巨兽般的大型全球投行吞到肚子里，对这一点他非常明确地表了态。虽然他承认摩根士丹利的名声和关系都是宝贵的资源，但他还是认为保持距离对自己更有利。他想远离摩根士丹利伦敦分公司那些官僚主义的经理，希望在公司外面拥有一个办公场所。他不愿意和伦敦分公司其他部门的负责人一起参加每周的运营委员会会议，以免分散精力。除了尽量提高自己的投资业绩，他对什么都不感兴趣。”（P238）
      我在想，如果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充分简化，尽可能减少感情上的依赖，这样理性交往的结果会是：每个人都不必将时间“身不由己”地浪费在聚会、饭局、婚礼等种种繁文缛节上，每个人都会在最有效率的交往中最大化我们的每分每秒的收获提高。换言之，人类交往的真正宗旨应在于交换并增加彼此的财富、信息或知识，而非增加各自对他人的感情依赖。

     “阿（尔钦，Alchian）师的评语使我恍然而悟，知道舞文弄墨是大忌！模棱两可的字一概不能用，术语一定要有所解，思维要连贯，文字要简单，也要直写。”（张五常《<佃农理论>的前因后果》，载《五常学经济》，中信出版社，2010）外在虚文假式虽能蒙蔽我们探索真知内在的眼睛，但并不否认这样更重要的道理：一个人的外在，往往正是你内在最直接而综合的表现。“有诸内必形诸外”（《孟子·告子章句下》），“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孟子·尽心章句上》）经验之谈如：“（伊川）先生少时，多与禅客语，欲观其所学浅深，后来更不问。盖察言不如观貌，言犹可以所闻强勉，至于貌则不可强。”（《河南程氏遗书·卷第三》）理论根据可以转借佛家语“相由心生”点睛。
      内外之关系，本质上是体用之关系。“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体用一源，显微无间。”（《周易程氏传·易传序》）体用关系比心相关系更好一些，心相之角度仍有静止观、“两分法”的痕迹或倾向。
      停留在外在层面去认识和把握事物，或者为人做事，是舍本逐末的浅薄，易流于“外重者内拙”（《庄子·外篇·达生》）；割裂开外在和内在，忽视外在的流行发用之功，或者如佛家幻化而消极看待外在，则其内在往往容易堕入假空，譬如山林之静非真静，绝世之空非真空。“门人在座，有动止甚矜持者，（阳明）先生曰：‘人若矜持太过，终是有弊。’曰：‘矜是太过，如何有弊？’曰：‘人只有许多精神，若专在容貌上用功，则于中心照管不及者多矣。’有太直率者，先生曰：‘如今讲此学，却外面全不检束，又分心与事为二矣。’”（王阳明《传习录·门人黄直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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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10日，吴敬琏在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会长论坛开幕式上回答一位南开学生关于食品价格上涨以及通胀成因提问（2遍）时，“选择性耳聋”地又让经院马君潞院长对着其耳朵重复了一遍，慢条斯理地反问这位同学：你的问题是食品价格上涨微观问题，还是通胀宏观问题？
      首先，提问者的问题即使没有从学理上很好界定，但作为国内著名学者不屑回答提的不够专业的问题有失涵养。这就像大夫先要求病人自己诊断好病症（而非仅仅提供症状）而后再给开药一样傲慢无理。弗里德曼等国外大师的高明之处也正在于能将学生提的问题迅速抓住要点转化为经济学的问题给予解答（参见《乔治·斯蒂格勒回忆录——一个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自白》，中信出版社，2006）。
      其次，食品价格本是衡量通胀水平重要指标CPI的重要组成部分，权重约为1/3（10月份食品价格同比增幅10.1%，非食品价格同比增幅1.6%，加权后CPI同比增长4.4%；11月份食品价格同比增幅11.7%，非食品价格同比增幅1.9%，加权后CPI同比增长5.1%。依此也可测算出食品价格权重）。经计算，10、11月份食品价格上涨对CPI的贡献也分别达到约76.52%、76.47%的水平。这样超过3/4的贡献程度，虽然不能将食品价格上涨等同于通胀，但将其视为通胀的最主要直接原因也不过分吧？
      按吴老的逻辑，食品价格是微观相对价格问题，通胀则是宏观一般价格水平问题，是两个不同的问题。显然这是凯恩斯在《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中开创的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两分法”（凯恩斯之前则是货币经济、实际经济“古典两分法”（Classical dichotomy））形成的思维定势。
      大多数学者的工作就是在自己按照学科逻辑划定的小圈子内，先将整体性的现实问题“强行专门化乃至粗暴支解”，学术出于自身专业化发展，建立科学知识体系的要求带来的后果则是：“一方面，我们的社会科学活动通过其专业化有助于消解人类自我认识的盲目性，但与此同时，也在制造着某种新的盲目性。”（罗卫东《跨学科社会理论研究概论》）。我有一个比喻，每个象牙塔里的学者工作好比是在自己的领域挖坑凿井，然后自己跳进里面坐井观天，他所看到的世界只是他所研究理论视角下的有限而扭曲的世界，得到的对世界的理解也只能是“一孔之见”。能跳出自己所认定而越陷越深的“思维陷阱”的人，毕竟是少得可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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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世纪经济报道》11月24日头版新闻文章《江苏财政厅副座落马：非税收入管理黑洞样本》1/3的篇幅用来报道副厅长的“仕途与婚姻”个人成长、生活经历，令人怀疑《21世纪》是不是也改成娱乐小报了。在叙事6要素的交待上，亦拖泥带水，过于琐碎。对非税收入管理问题停留在个案“样本”本身事件的“道听途说”，缺乏深入分析，没能放到中国财政管理现状的宏观视野中去展开来谈，显然功课没做好。
      反观中国当下的其他性质报纸，更欠专业水准。《金融时报》（中国人民银行主管，非英国的Financial Times）简直就是人行系统的员工内刊。《人民日报》就是党政“圣旨”的指定发布地。《中国证券报》不如改做《上市公司招股信息广告黄页》更合主题。《经济参考报》（新华通讯社主管）像是学生办的校园小报，比如11月24日第7版对中国人民大学出的季度宏观报告的新闻报道几乎就是学生记者做的会议记录。
      中国新闻报道的太欠专业性主要在于：（1）意识形态政治因素控制，缺乏独立性和客观性，比如党政类报纸的报道总是“形势一片大好”。陈志武说道：“在一个以国有企业与国有银行为主导的经济社会里，其政府对经济的行政管制又不受到民选议会的制约，那么经济和政治实际上很难分开，因此财经类报刊实际上难以有真正的自由空间。”比如“在股市价格走低之时，财经新闻编辑会受命只刊登正面报道，不刊登负面新闻，以此塑造出一个经济与金融市场的积极景象。”他甚至从市场中信息作用的角度将新闻媒体的自由拔高到了“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必要基础”的地位：“新闻审查限制了有用信息的供应，扭曲了市场中的真实信息，从而阻碍了市场尤其是对信息依赖度极高的金融市场的发展。……一个自由的、不加审查的新闻媒体则不仅可以独立地提供完整的、公正的市场信息，而且能成为中国市场经济的重要纠错机制。”（陈志武《中国经济前景为何离不开新闻自由？》，载于《非理性亢奋》，中信出版社，2008年，p.113~114）（2）新闻队伍专业水平有限，功底太差。新闻停留在就事论事层面的报道上，矮子看戏，没有自我立定的深入分析。正如何帆所批评的中国记者太依赖于采访别人而缺乏主见：“很多记者缺乏敬业的精神，也不认真地做采访前的家庭作业，而且国内的记者似乎特别迷信专家。国外的经济学家很少像中国的经济学家这样频繁地在媒体上露面。我在MIT访问的时候，看到一个教授在他的工作室外边贴出一张剪报，是当地的一个报纸在采访的时候引用了他的观点，只有一句话的篇幅，但这个老兄用鲜亮的麦克笔标注出来，以示重视。像斯蒂格里茨这样有名的经济学家，参加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时候也和我这样的无名小辈在一个圆桌上发言，但是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是在早上的首场演说和比尔·盖茨同台对话。国内的记者朋友们应该立志在影响力方面超过我们这些所谓的专家，而不是随便打一个电话，问一两个无聊的问题应付采访任务。”（何帆《学者需要这么忙吗》，载于《失衡之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p.189）